湘源文选2编名楼岳阳楼之7岳阳楼记

陈湘源著年版《洞庭名郡》书影

《岳阳楼记》写于岳阳

陈湘源

陈海源继承发展宋代邵餗钗股篆书《岳阳楼记》

雄视百代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写于何处？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岳阳楼志》，在《岳阳楼记》的《撰写地点》一节中列举了三说：“‘邓州说’所据是范仲淹写记的庆历六年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任职；‘邠州说’所据乃滕子京《求记书》云：‘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是驰书求记时范公任职邠州（今陕西彬县）；‘岳州说’则云：‘叶石健《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吗》一文称：范仲淹不仅到过岳州，而且不只一次。宋明道二年（年）七月奉旨安抚江淮，及范氏守邓凡三岁，也完全有条件到岳州一游’（见《湖南日报》，年3月26日第3版）。其实，根据邓州离岳州相距不是太远，范仲淹出守邓州时，完全有可能到岳州一行。滕书写于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而范记写于三个月之后的九月十五日，或为前往岳州之故”。

楼志所述三说的前二说，都是简单的以驻地为据，既没有从作品本身去探求原委，也没有十分可靠的史料作为依据，所据无非《范文正公年谱》所载范公行踪，似难立论。至于“岳阳说”，楼志也只是一种推测，此前并无专文论述。叶石健文，主旨在论证范仲淹到过岳阳楼，并未讨论《岳阳楼记》写于何处。后段“或为前往岳州之故”的推论，确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仍误将《求记书》撰递时间定在庆历六年。

岁寒堂版范仲淹画像

关于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是否来过岳阳，笔者在《解读宋代岳阳楼“天下四绝”·范仲淹千古雄文》认为，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不仅来过岳阳，而且《岳阳楼记》就是写于岳阳。理由有三。

第一、时间问题和滕子京对《岳阳楼记》思想内容的高标准要求，与严峻的现实需要，是范仲淹亲临实地作记的主要原因。

在笔者所撰《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撰递于宋庆历五年》一文中，对滕公求记时间进行了深入论证，结论是在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范仲淹《岳阳楼记》落款为“六年九月十五日”，两者相隔整整15个月。范仲淹为何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写就楼记？此间，虽有“庆历新政”失败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频繁调动公务繁忙，肺疾侵扰身体不佳等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前人有关岳阳楼的名诗佳赋，如高山横亘于前；还有近在南昌的《滕王阁序》，也是一种潜在的压力。别说超越前人，就是与之并驾齐驱，也颇费神思。何况滕子京对所求之记要求甚高：“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如何给景观注入“精神”，尤需认真斟酌。众所周知，自唐代张说每与才士登楼，岳阳楼名声大著之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贾至、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李商隐、李群玉、刘长卿等等，纷至沓来，可谓名贤毕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超的杰作层出不穷。被滕子京称为“本朝大笔丁公”的丁谓也感叹：“岳阳楼上好诗多，更欲题留奈拙何”（《登岳阳楼》）。作为一代名儒贤相的文坛高手范仲淹能轻易动笔？据年负责岳阳楼落架大修工作的王乐明先生回忆，大修动工之初，文坛耆宿丁玲在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陪同下游岳阳楼，他们就当面恳请丁老撰写《重修岳阳楼记》，丁老当即允诺。后来，“大修办”又曾派人赴京联系并寄书催请。可是直至3年后丁老辞世，还是只留下了一句遗憾的话：我欠了岳阳楼一笔文债！丁玲乃湖南临澧人氏，又到过岳阳楼，就因范记雄文在前，只得搁笔名楼。丁玲的故事，与李白于黄鹤楼见崔颢之诗叹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谓一脉相承。它表现了历代名流大家高度的自知之明和严肃的创作态度。范仲淹面对子京之请，岳阳楼又竣工在即，要解决这个问，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亲临其境感受体察，寻找理想的切人点和“文眼”，给岳阳楼注入“精神”。这时，他在邓州任上以近10个月，请调邓州为的是“得一善地”治肺疾。邓州在河南西南部，濒临湍河，可通汉水；陆路到湖北襄樊也只百余里路程。今日若驱车至岳仅一日行程，当然宋代不行，但是，如果水陆兼程、舟车并举，也不过五六天的行程。同年挚友滕子京为求楼记，更是心急火燎，很可能在得知范公调邓州后，就曾驰书催请。当重修岳阳楼行将竣工之际，滕公必然再次盛情邀请，而范公此时在邓州本就是赋闲怡养，时间宽裕，又有撰写楼记的重托。因此，范仲淹前来岳州与老友聚会，并撰成此记应是顺理成章的。

明董其昌书《岳阳楼记》

再者，是严峻的现实情况的需要。对于范公作《记》的主旨，自古至今有四种说法：一是“规劝”说。宋人《过庭录》云：“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故借作记之机规劝之。二是“策励宣言”说。吴小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云：“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这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对自己的同志发出的策励宣言，也是对那些战胜自己的保守派官僚们的一次信心百倍的示威。”三是“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明代徐文华《岳阳楼诗集序》云：“范公三代以上人物，早年即以天下为己任，而先忧后乐，实于是《记》发之。”四是“赞扬滕子京精神说”。何益明《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云：《记》赞扬滕子京逆境中重修岳阳楼的作为，提倡滕子京在岳阳所表现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操与精神。笔者认为后三说比较符合历史真实，即以滕公“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政敌。只是这种阐发是亲临实地所得。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曾一度出现过“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的消沉心态。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会不会出现像尹洙在《岳州学记》说的那种情况：“阴愤阳惨，事弛官废”，“慎微虑危，修旧保常”，损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这可是个事关家国的重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深入思考这个重大的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即将竣工，为尽快获得范公的《岳阳楼记》，定然邀请其来岳一叙——原先范公在邠州，既远隔数千里，又戎务在身，故只能驰书寄图，今则近在河南邓州，又为赋闲养病——故投书相请。而范仲淹正急需寻个典型，找一个机会勉励政治盟友，尽管他与滕公是挚友，对其一生敢于任事，“乐于为善”“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等情况十分了解，也听说了滕公在岳阳的作为，但这次半年之内既被拘押审查，又连遭三次贬谪而至荒州草郡岳州的情况究竟如何，还需眼见为实。因此，二者一拍即合，范仲淹欣然前往岳州实地考察。

宋代米芾书《岳阳楼记》

与时间相关的还有《岳阳楼记》的书丹、篆额与嵌刻等问题。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载：滕子京是庆历七年春初“迁知苏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的。据此，滕子京离开岳州应是在庆历七年的正月初，即其庆历四年正月贬知虢州的时间。从范仲淹完成《岳阳楼记》到滕公离岳，其间仅3个月。此记若非撰于岳阳，范公便要将记寄送滕公，滕公还得差人分赴苏州、丹阳，请苏子美书丹，请邵篆额，再回到岳阳摹石雕刻，纵使其间没有任何天气与人事的变故，时间也很紧张。以滕子京处事的慎密，和他深知当时任期一般三年，而大多是一、二年就调动的情况，一定会作出妥善安排，将他一到岳阳就认真策划的这件大事做得非常妥贴的。明隆庆《岳州府志·外传》载：“郡僚禀落成之日，子京云，落其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似吐露了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诸位好友一起请来岳阳痛饮一场，共同完成这一壮举。按此推论，范仲淹有时间前来，前已叙过。书丹的好友苏子美，此时已被贬为闲官“长吏”，蛰居苏州；篆额的邵，原就是平头百姓，皆无公务羁绊。他们又都是毕生崇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儒者，有这样好的机会，既游名楼名湖，又与故友聚会，怎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于是群贤毕集，范仲淹从滕子京在岳州的作为，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和“文眼”，将早已“袖手于前”的《岳阳楼记》一挥而就；苏、邵书丹篆额，一气呵成。由于滕子京的匠心独运，险中求胜，才给后人留下了岳阳楼“天下四绝”的千古佳话。

第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此记写于岳阳的内证。

明祝允明书《岳阳楼记》

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岳阳楼记》（清·岁寒堂版）：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都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首先，“登斯楼也”，是范仲淹现身说法。“余观夫”，意为我站在岳阳楼上仔细察看这里的环境。其义与杜甫《登岳阳楼》诗云：“今上岳阳楼”同，一说我看，一说我登，都是亲身所为。儒家素来讲究实事求是，无论怎样空灵浪漫的诗文，总要从实际出发。关于这个问题，范公在为尹洙的墓志铭、墓表《与韩魏公》书可为佐证。尹洙死后，欧阳修为他作了墓志。仲淹看了之后寄给韩琦，说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改之”。在请韩琦为尹洙作墓表时，又再三嘱咐：“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范公的《岳阳楼记》是写给同时代人看的，其中当然包括滕子京、欧阳修、苏子美等最熟悉他的好友。他若未“观”而妄说，岂不是当着众人和好友撒谎！必为名贤之士所鄙弃。

宋代院画《岳阳楼记》图

就此，我们还可以拿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尹洙的《岳州学记》与之加以比较。欧、尹二人是未来实地撰记的，他们在文中都表述得十分明白。欧记首先明叙“予发书按图”；继而是与送信者的问答，了解情况；最后发表议论。尹记，首先发表了一番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议论，然后叙述岳州郡学迁建的原因和重建的规模，而这些具体描述，他在后段议论滕子京为人为政之后，便作了明确的说明，这是滕公“今年录其事来告”。二记皆无片言只语不实妄言。

“余观夫”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增其旧制”“极宏丽”的岳阳楼。请注意，滕公《求记书》是：“稍增其旧制”，也许是恭谦之语。范公去掉一“稍”字，则另有含意：今楼比我明道二年（）巡视江淮而来洞庭时所见之破败危楼，判若天渊，并非是“稍加修饰”。一字之易，景象悬殊。他还看到了楼内刻“唐贤、今人诗赋”的碑廊，因此，才发出“前人之述备矣”的感慨。随之，用“然则”一转，写出自己“登斯楼”的深切感受。诸君请细心品读，范公若非亲“登斯楼”，其忧、喜心情能写得如此真挚淋漓？也请诸位认真考察一下，有哪篇千古名文，不是作者亲身深切体验的有感而发？说范公写记没有来过岳阳是因《年谱》的失载和后人的误解才被“例外”的啊。

岳阳楼图

《岳阳楼记》全文字，无论叙事、写景，还是抒情、议论，均言简意赅，字字皆有其实际意义。若“余观夫”非实纪其事，未“观”而因著文需要必须说已“观”，范仲淹是完全可以凭借其“笼天地于形中，挫万物于笔端”的八斗高才，略施小技将其隐去的，决不会以此三字在人前弄巧成拙，自毁英名。

其次是景物描写地域特色鲜明。洞庭湖“吞长江”，是因为古云梦泽的淤积升高，乃至逐渐消亡，和洞庭湖区的构造沉降不断加剧造成的。洞庭湖区属江南古陆背斜构造的一部分，从第四纪开始，总体沉降率以加速度的形式急剧增大：在万年前，洞庭湖年沉降率为0.毫米；一万年前加快到1.2毫米；20世纪50—80年代的年沉降率高达10毫米。“吞长江”可能在五代或宋初才出现，故最早见载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顿皆混浊，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乐史（—）字子正，抚州宜黄人（今属江西）。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其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今见诗文，则以《岳阳楼记》最早描述。亦或范氏读过乐著，但从“余观夫”一段写景的文字考察，应为亲临实地抒己所见。你看他对岳阳的地理环境，景观变化，几至烂熟于胸，如果没有深入实地细致的观察体验，能写得这样层次分明，生动细腻，地方特色鲜明？

岳阳楼图

关于“虎啸猿啼”，某报《读书札记》载：“范仲淹知邓州，应友人滕子京之约写《岳阳楼记》。邓州在今河南省邓县，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南北隔绝，水远山遥，没有生活体验，故有‘虎啸猿啼’之语。岳阳地处平原，并无虎啸猿啼之实。”殊不知此4字亦是《岳阳楼记》撰于岳阳的内证。岳阳东部耸峙大山，故自古多虎。

《左传·宣公四年（前）》载：“若敖卒，（斗伯比）从其母畜于，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说斗伯比与子的女儿私通所生之子大难不死，是因为有老虎哺乳才得存活。唐代开元年间张说任职岳州，写有《伯奴边见归田赋因投赵侍御》诗云：“寒饕鸣舍下，昏虎卧篱前。”明代《湖广通志》载：“明弘治十四年（），虎入岳州城。”今存明代弘治、隆庆两朝的《岳州府志》，在其赋税卷中都有“皮张　岁办麂皮共张，鹿皮80张，虎皮12张、杂皮张”的记录，说明明代老虎之多。清代《岳州府志》载：顺治四年（），“境内复多虎患，白昼伤人，死亡者众。”清初著名诗人施愚山《岳州行》诗中描述的情形，更令人毛骨悚然：“岳州城中虎昼伏，黄昏破壁食人肉。张弧射十不中一，寡妇蒙头中夜哭。”清末许奉恩著《里乘·虎钓》载：“虎尾，其气腥似膻，饥则垂尾江边，饵鱼为食。各种大鱼，多为所钓。岳州城故滨湖，日有虎垂尾饵鱼，适有大鼋过，闻其腥，遽衔其尾，虎痛甚，急耸身一跃，堕城堞齿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岳阳城郊的白水村、新开塘还闹过虎患。

岳阳王家河休闲文化长廊岳阳楼忧乐图

然而，这必须亲历亲闻，非太湖、鄱阳湖所能“借”来的景物。（有人说《岳阳楼记》写景，是凭藉其出身太湖之滨，后又宦游鄱阳湖）

再次是全文的关键词“谪”“结穴”的精辟议论与落款，是他亲临现场的有感而发和刻意的记叙。一般认为，精彩而真实的写景，需有实地考察，而议论，则可神游千古，驰骋健笔。愚以为二者皆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存在决定意识”，范仲淹也不能例外。

“谪”字，是全文的关键。《岳阳楼记》全文围绕“谪”字展开，先写被“谪”的滕子京在岳阳的作为；次写古住今来被“谪”的“迁客骚人”——在中国封建社会，“迁客”往往多是“骚人”，范公作记之时，也是“迁客”——由于怀才不遇，牢骚满腹，面对自然风光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感受；再写因“谪”引发的对“古仁人”的探究，劝勉被“谪”的“迁客骚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微斯人，吾谁与归”，就说明了这层意思。范仲淹为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