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锋唐宋商人与商业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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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商业信息的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信息蕴含商机，商人对商业信息最敏感，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获取商业信息，通过商业信息精准地掌握商品的供需、物价的涨落，从而促进商业活动发展，促使商业交易频繁，商业效率提高；他们也是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源头和媒介，因他们的活动而构建起较健全的商业信息传播网络，唐宋社会商品经济因此而不断健康发展。关键词：唐宋商人；商业信息传播；商品经济

作者简介

唐国锋，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商业信息传播是指商品物价高低贵贱及涨落情况、商品供求状况、商业政策法规的调整变动情况以及其他影响商品供求、物价涨落的因素通过一定方式在人或组织之间的传递与反馈，它包括商业信息的发出、搜集、分析、传递、接收、利用、反馈等环节。商人是唐宋商品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拥有一定的商业资本、较强的商业销售能力外，同时还有较强的获取商业信息、传播商业信息的能力。对于唐宋商人与商业信息传播，有学者从市场、牙人、广告等方面做过探讨，[1]颇有启发，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途径、对商业信息的利用及其影响作进一步分析，寄望以此深化唐宋商人与商业发展的研究。一、唐宋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主要途径作为商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经商的主要目标，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是也。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追逐商业利润，商人对商业信息的传播与利用要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积极和主动。唐宋商人主要通过下面一些途径获取商业信息。其一，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直接获取商业信息。经商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商业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过程。商人一方面在经商活动中搜集有利于自身贱买贵卖的商业信息，同时他们的经商活动也成为影响商品价格高低和市场供需的重要信息。商人直接获取消费信息，如唐代元稹在《估客乐》中记载一些大商人来到长安，“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3]首先了解王公贵族、公卿将相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进而可以投其所好，向他们推销相应的商品。商人直接获取物价信息，开宝五年（年）七月，陈从信对宋太宗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是以米益贵。”[4]商人及时获取官府定下的米价信息，因无利可图而不敢运米到开封。另外，那些常年奔波在市场中的小商人，他们更是注意随时通过多种方式搜集商业信息。《夷坚志》记载：“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开旅店于大梅岭。乾道元年冬，弋阳某客子独携包袱来宿，至夜，买酒邀胡同饮，询问麻价，胡矣添酒报之。”[5]材料中的商人正是在经商住宿过程中，通过与旅店老板交谈了解到麻的价格信息。商人提前获取政府商业政策变化信息，据南宋袁燮记载：“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醝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商贾逆知旧会将废，人所不惜，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米麦一旦绝市，旧会无所售。”[6]其实，旧会子并非真的要废除，只是要用新会更换旧会而已。因为会子更换烦费，更换前再次贬值。商人在长期经商活动中熟悉这一政策变化信息，提前分析人们因旧会要废除必然产生恐慌心理，进一步推测出人们将急于抛售旧会的商业信息，商人因此突然提高物价使会子的购买力进一步大打折扣，他们收购大量的旧会子后又将与政府兑换新的会子，由此狠狠地赚上一笔。商人们直接控制物价涨落而成为商业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如北宋东京的大茶商“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宴，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7]东京的大茶商通过设宴馈献的方式获得茶叶的定价权。南宋宁宗时，湖北大旱，据知汉阳军黄榦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8]汉阳地区遭遇干旱，市场上的米不能满足民户需求，米铺商人乘机不断提高价格。对于商人操控市场物价的现象，难怪黄榦发出了“市价起于何人?不出于民，不出于官，而出于谋利之商贾”[9]的感叹。其二，商人通过家人或熟人之间口耳相传间接获得商业信息。传统社会中，各种职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之相关的各类职业信息也呈现较为稳定的代际传播。《管子·小匡》有载：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10]早在战国时期，商人将经商的技巧、经商的好处以及如何获取商业信息传授给他们的后代子弟，从而出现“商之子常为商”的情况。时至唐代亦是如此，如元稹诗言：“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11]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们的子弟从小经受求利的熏陶并从事具体的商业实践。进入宋代，商人家庭内部之间相互传播商业信息更为常见。如：“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年），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12]富人于饥荒年囤积谷物，与家人随时讨论谷价涨落的商业信息。商人通过熟人之间获取商业信息也较为普遍。据宋人包恢记载：“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亦自带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愚民但知贪利，何惮而不为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竞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海岸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项乃漏泄之多者也。”[13]海上人户的中下等户因为与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相互之间是同乡、朋友或者是亲戚，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得了海外商品的供求和物价高低信息，但因为钱少本小无法大量购买商品，只好通过将少量的钱交由出海之人，委托其代购海外商品回来，这种方式省去了小本商人亲自乘船赴海外购买商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因此往往能够获得数倍的利润。《夷坚志》中也有关于熟人之间传递商业信息的故事：陈公任者，福州长乐县巨商也。……久之，众商张世显、何仲文、仲济十余辈议云，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买布同发。如期而行……[14]巨商陈公任与张世显、何仲文、何仲济等朋友一起传播分享了一则商业机会信息——“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经过商议，陈公任等人决定在福建买布一同搭乘商船运销浙江。其三，商人通过结交官吏及时探知获取商业信息。伴随着“唐宋财富力量的崛起”，[15]大商人们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他们利用财富的力量从权贵和官吏处及时获取有用的商业信息而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如唐高宗时的邹凤炽，玄宗时的王元宝，昭宗时的王酒胡，他们分别是唐代前中后期的巨富代表，这些大商人的财富惊人，对国家的影响力巨大，以致唐玄宗都发出“我闻至富敌至贵”[16]的感叹。景祐二年（年），北宋茶法变更，三司官吏“窃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降敕命申谕，从之”。[17]为了避免豪商左右国家茶法变动，三司官吏请求当朝者及时做出决定，最后得到仁宗的同意，足见豪商对政府的商业政策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崇宁元年（年），“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辈，负官钞至庭下，投牒索债，且曰：‘此章相公开边时，此曾相公罢边时，所用合三百七十万缗不能偿者。至会罢边弃地之费，乃过于开边也。京奏之，上蹙额曰：‘辱国且奈何？’京进曰：‘臣请偿之’，上喜曰：‘卿果能为朕偿之耶？’”[18]蔡京刚刚当上宰相，富商大贾就主动找上门来，一方面要求朝廷兑换开边、罢边时发行的巨量官钞，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探听朝廷的重大举措等商业信息。北宋末年，林摅任开封府尹时，有“大驵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辇当十钱来，贾疑不纳，驵讼之。摅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色动曰：‘方议之，未决也。’摅曰：‘今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阗于法”。[19]国家的钱法刚刚处于讨论酝酿之中，大商人因为与制定钱法的个别官员勾结就提前获得钱法可能变更的商业信息，因此拒绝使用旧钱而引起林摅等政府官员的警觉，最终提前泄露政府信息的官员被查办了。一些小商人也经常主动与官吏结交，从而获取商业信息。太平兴国二年（年），右拾遗郭泌上奏指出：“剑南诸州盐每斤钱七十，豪民黠吏，相与交通，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每斤钱数百。”[20]四川地区官府规定盐的价格为每斤七十文，一些经商的豪民与狡吏勾结，从而实现贱买贵卖的目的。其四，商人通过与政府合作，积极推行新的商业模式或参与政策咨询提前获取商业信息。商人，尤其是资产雄厚的大商人的商业行为往往会对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在推行新的商业模式或作出商业决策、调整商品价格时，经常会邀请一些大商人参与咨询讨论，商人也乐于参与这些活动，他们因此能及时获取相应的商业信息。唐宪宗元和年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21]唐宪宗时的商人主动将钱委托交付给京城中各地的进奏院，或者是各州军的驻京机构，然后携带到异地领钱的“券”就轻松赴各地开展商业活动。这样的做法极大地减少了携带铜钱或绢帛的不便，同时在与诸进奏院、诸军、诸使等政府机构的合作过程中还可以及时探知各地商业信息情况，可谓一举两得之举。北宋初，交子在民间自行产生运行一段时间后，因不便于统一管理，出现了“奸弊百出，讼狱滋多”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六家大商户同样选择与政府合作，改进交子之法：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22]益州豪民与政府合作，愿意为官府提供人力、物力服务，因此获得官府认同“连保作交子”。通过对交子的逐步规范，统一发行，使得交子的市场信用不断提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富商通过对交子的发行、运行、兑换、回收的掌控，及时掌握整个市场商品的价格涨落、市场供求状况等信息。另外，政府在制定商业政策时，也经常听取商人的意见。据《东轩笔录》记载：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晋公阅之，第为三等，语副使宋太初曰：“吾观上等之税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说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23]太宗至道年间，三司使陈恕在出台新的茶法前召来数十名茶商共同商议，听取意见。最后，陈恕根据茶商所提的上中下三种意见，采纳了中等之法。而茶商也在参与讨论过程中提前获取到朝廷的最新商业信息，从而为其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宗景德二年（年）改革茶法，“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24]仁宗景祐三年（年）改革茶法时，同样召集了一批茶叶商人前来商议：“三年正月九日，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仍许召商人至三司，以访利害。”[25]通过史料可见，商人积极与政府合作讨论茶法，寻求二者的利益共赢。政府的决策因为商人的参与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易于推行。商人借助政府层面的支持和认同，参与政府商业政策的商议讨论，提前获得了商业政策变化等准确的商业信息，这些商人后来成为茶法商业模式运行的主要执行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以致御史刘挚向神宗奏事时指出：“其议政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26]其五，商人通过雇佣专门人员获取商业信息。早在北魏时，洛阳富商刘宝，就以洛阳为中心，建立庞大的商业信息网。他在各州郡都会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27]唐代，刘晏主持政府财政时，“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28]虽然这则材料反映的是政府官员雇佣“善走者”传播商业信息，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在唐代社会中通过雇佣专门人员搜集商业信息的客观存在。宋代，温州永嘉商人何子平“尽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罗取众贾所弃，时其钝利，为之出入，人家缓急须索，百物无不有物，直常数倍，遂致累资千万，称于大家”，[29]材料中的商人何子平是怎样及时了解到“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的呢?在传统社会中，商人除了雇佣专门的人员于四处搜集和汇总商业信息外，是很难有其他途径能够快捷地获取各地适时的商业信息。唐宋时期，茶叶成为大宗商品异军突起，资本雄厚的茶商往往善于利用商业信息传播能力为自己经商活动服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每诸榷务所受茶，皆均地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故先获。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三四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或数月，或百日，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凡贱鬻于豪商。有司从移用之便，至有一岁之内，文移至十数变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30]大商人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能够通过雇佣足够多的僮仆四处活动,掌握各地商业信息，所以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商业政策变化而发财致富。与此同时，那些财少力薄的小商获得商业信息的时间要相对滞后，无法抢占先机。另外，政府为了增加现钱收入，往往对发给商人的交引定出期限，超过规定期限，商人持交引到各场务领买茶叶还需额外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现金，这项规定导致大量的小商人难以在规定期限赶到场务，更没有财力承担高额的“贴纳”，因此他们只好将手中的交引低价转卖给大商人。二、唐宋商人对商业信息的利用商人对商业信息最敏感，他们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获取商业信息，进而分析其中包含的商品供需和物价涨落的情况，因此可以更好地进行商业活动，促进商品流通，提高商业资本使用效率。其一，通过商业信息传播，商人能够更快地掌握商品的供需情况。唐宋商人善于把握住时间、季节、气候变化的信息，及时掌握市场中各类商品的供需状况，然后相应调整商品交易的时间和商品的供应量。如诗歌云，“估客聚百货，乘时沽善价，”[31]“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32]“马塍卖花只贪早”，[33]“赫日生炎晖，鬻冰言及时”，[34]“团栾饱饼饦，市鬻追时节”。[35]还有商人因“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36]甚至在遭遇巨大灾难时，商人因为及时分析掌握了商品供求信息，所以很快又能重新获得更多的财富。据赵与时的《宾退录》记载，绍兴十年（年）临安城发生一场火灾，延烧城内外房屋无数，其中一位裴姓商人的质库及金珠肆也被焚，在痛苦之余，这位裴姓商人积极收购灾后重建物资，因而“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37]这位裴姓商人及时分析、掌握灾后重建的市场商品需求信息，并大胆做出商业决断，因此获利乃至超过被大火烧掉的财产。还有一些商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