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的开展,促进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的痛苦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八、一”南昌起义，点燃了工农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相继举行了武装斗争的秋收起义。10月，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出现。至年，工农群众的武装起义遍及赣、鄂、湘、闽、浙、粤、桂、豫、皖、甘、陕以及四川、江苏的三百多个县份。通过这些起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十三个军约十万人的正式红军，开辟了十五个革命根据地。

年，革命根据地已有相当于中国六分之一的面积，五千万人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最初就是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出现的。

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根据地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人口是农民，当时土地占有的情况也和全国多数地区一样，日益集中在地主阶级而且是大地主手里，愈来愈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解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这个最迫切的民主民生问题，就不可能激发他们参加武装斗争与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因此，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年，首先在井冈山、接着在其它地区中，党相继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并且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作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任务。

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普遍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既是为了筹款，也是为了发动群众，为分田地作准备。在分田的过程中，普遍遇到阶级敌人的反抗。被推翻的地主阶级不甘心失去土地，采取了种种手段破坏分田。如有的恐吓贫农，延岩分田，有的隐瞒土地，抵制分田。井冈山地区的地主豪绅还煽起土客籍农民的矛盾，借以阻碍分田。随着红军的胜利和工农政府处理了一些延宕分田的人，田才实际得分了下去。年后，根据地到处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局面。

在分田的做法上，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干扰，因而在解决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的办法、怎样消灭地主阶级和怎样对待富农等问题上，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年以前是实行土地国有。年12月中央苏区湘赣边界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井冈山土地法》所加的按语中指出，“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由于存在这些错误，没能充分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的发挥。

年，湘鄂赣根据地区还出现过一种旨在打破土地私有制度的“共耕制”，以乡或村为单位，集中使用土地、农具、耕畜、肥料，农民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种措施更加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思想实际，因而遇到的抵触也更大，实行不久就解散了。年，壮族聚居的广西右江根据地也组织过这种性质的“共耕社”。

年4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兴国后发布的《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井冈山土地法》的其余错误，则是在年才纠正的。年，在《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中，取消了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当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尚未到整个取消私有制度时，不禁止土地买卖和苏维埃法律内的租佃制度。”这以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才正式从土地国有转变为土地农有，即承认了农民对于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

在分配土地的办法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多大的区域范围为单位进行分配。井冈山地区开始实行的办法很不统一，有以乡为单位的，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的。实行结果证明，以区或村为单位都不够合适，后来便逐步形成以乡为单位。其次还遇到一个怎样分配的问题。在井冈山的土地革命中，提出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的办法。

《兴国土地法》也明确规定：“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这种办法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且简便易行，群众很满意，但却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对。立三路线就反对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说这是“农民意识”。当时的中央派到赣南指导工作的一个巡视员，也极力反对平均分配土地，赞成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显然不利于贫农而有利于富农，因而不为群众所接受。

年6月在长汀的南阳（今属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有同志总结了闽西分配土地的经验，提出分配土地应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这以后各根据地逐步形成这样一套办法：按人口平分，以农民原来耕种的田地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年1月后，有人又提出了土地既按劳动力多寡又按人口之多寡进行分配的“混合原则”，但实际中并未贯彻执行。

在怎样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上，党的政策开始是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年5月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八七”会议，都是这样规定的。主要认为，没收小田主的土地是“过火的”行为，不利于小私有者保持中立。这种观点，实际上还受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年8月，在湖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仍然维护上述观点。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并“全部抓住农民”。以后，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就明确规定了没收一切地去阶级的土地的政策。

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后，要不要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是在消灭地主阶级过程中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央一贯主张，对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根据这一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对地主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也分给一份土地。

闽西以及鄂豫边区等根据地，也是这样做的。但三次“左”倾路线对没收土地的地主，都执行过左的政策，年，有人提出“地主不分田”的主张。在过左政策的影响下，有的地方将地主参加劳动后生产出来的猪、牛、羊都没收了，有的地方将地主及其家属驱逐出苏区之外。结果，地主没有生活出路，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有的则铤而走险，与白匪勾结，顽固与人民为敌，增加了革命的阻力。

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开始，根据地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同样没收土地，同样罚款。由于对富农打击过重，他们中间许多人就站到豪绅地主一边，白色恐怖一来，都挂起白带子反对革命。这个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富农的经济特点缺乏分析。

中国的富农经济是不发达的，富农除了进行雇工剥削外，很多人还出租土地，兼营高利贷。由这些经济特点决定，中国的富农与封建地主阶级既有矛盾，又有联系，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它有可能保持中立，当革命触及到它的利益时，它又可能动摇甚至走向反动。

根据地的富农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井冈山地区“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据对兴国县第十区二、三乡的调查，在十八户富农中，出租土地的就有十三户，其中十二户出租到一半以上。这就要求必须慎重对待富农，才能孤立地主阶级，使土地革命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