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历史乾隆四十七年胶州越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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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声震天，喊声四起，大批捕快随之冲出衙门——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当天，山东莱州府胶州城内忽然乱作一团。很快，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播开来：有一名拟判“缓决”的重犯从州衙的监狱内逃脱了。

“缓决”，是清代刑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与现代刑法中的“死缓”有些类似，即死刑暂缓执行。在现代，死缓为缓期二年执行。在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不再执行死刑）。而在清代，根据《清史稿?刑法志》的记载，“秋审本上，入缓决者，得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之犯，奏减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奏减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馀仍旧监固，俟秋审三次后查办。”按此规定，被判缓决者，也有较大的概率不被执行死刑。

与现代法律观念日渐普及不同，在识字率不高的古代，多数民众对于律例并不了解。本案中被判“缓决”的胶州人高蔚学大概也弄不清“立决”和“缓决”的区别。在求生欲的强烈驱动下，他不等秋审的结果，便做出了“越狱”这个大胆的决定，竟然还成功了。

限于资料，高蔚学越狱具体是翻墙、夺门还是跳窗？暂时不得而知。不过从清代胶州志的图示来看，当时胶州的监狱设在州衙仪门的西侧，距离街面并不远。这可能也是高蔚学越狱成功的一个客观因素。

时任胶州知州是湖南武陵县人顾昌运（附贡生出身，乾隆四十四年上任，此前曾长期在山东为官，担任过莘县和潍县等地的知县）。他得知消息后，自然是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开展搜捕。众捕快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次日成功将高蔚学抓获。

此次“越狱”虽然经过并不复杂，但后续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高蔚学在押期间逃跑，罪上加罪，原本的“缓决”显然已不足惩戒。其次，案犯光天化日从州衙监狱逃脱，也让以顾昌运为代表的地方官吏担上了“失职”的责任。

事情汇报至山东巡抚“明兴”（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年间任山东巡抚、工部侍郎、山西巡抚）处之后，他先下令将案犯高蔚学解送至省城关押，经过一番斟酌，最后给皇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第一，申请择日重新审理高蔚学案件（准备在原来的基础上严判）；第二，申请对胶州地方官员进行处分，直接责任人吏目牛天禔革职，间接责任人胶州知州顾昌运革职留任、限年开复。

由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明兴递上这道奏折时，已经到了当年的九月底，距离秋审案件上报截止日期很近。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怒，随即在十月四日下旨加以申饬。

对于申饬的内容，《清实录》记载道：

“此等越狱逃犯，目无法纪情节尤为可恶，一经拏获。其原拟情实者。向例即拟立决。则原拟缓决人犯。例应改入情实。以儆凶顽。今高蔚学一犯。係四十七年秋审问拟缓决。脱逃被获。该抚即应改拟具奏。赶入本年秋审办理。况东省已届勾到日期，岂容再迟？乃明兴尚欲审讯定拟。另疏具题。殊属拘泥。岂于此等脱逃凶犯。尚欲入于下年情实耶。明兴何不晓事若此？”

也就是说，根据当时法律的规定，案犯越狱要罪加一等，原拟定“情实”者，就要判处“立决”；原拟定“缓决”者，就要判处“情实”。在本案当中，高蔚学以“缓决”之身越狱，事实清楚，至少要加判为“情实”，根本无须犹豫。而山东巡抚明兴却申请专门审理，无异于徒耗工夫。再加上本年度中枢秋审复核截止时间将至，倘若拖延不定，就要合并到明年的秋审办理，相当于让案犯多活了一年。这也是乾隆皇帝怒斥明兴“办事不明白”的原因。

圣谕颁布之后，这桩越狱案件也算是收了尾。虽然没有查到详细记载，但犯人高蔚学应该在当年秋审过后被处决，而胶州知州顾昌运的仕途也就此止步了。（注：根据《增修胶志》的记载，下一任胶州知州在乾隆四十九年才上任，可见顾昌运革职后留任了一段时间。）（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