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呼唤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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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2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陈平原

陈平原

十多年前，我撰《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收入《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其中第一节“曾经，‘文学’就是‘教育’”，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一是建安八年（公元年），曹操颁《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是指教育——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先王之道不废”。一是日本人森有礼编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极大，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理、德行、身家，有益于法律、国政等，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当然，古代中国关于“文学”的界说，主要不是教育，而是“文章博学”。《论语·先进篇》说到孔门四科，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不是文学创作，而是人文修养。《论语·季氏篇》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仅是训练表达能力，更包含思想、趣味、思维、情感、学识等。学《诗》的范围及功能涵盖整个人文学，反过来，“六经”中其他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正因为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文学”无所不在，每个人都得苦心钻研，反而不必设立专门学校。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是，建立文学院系、开设文学系列课程、讲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授予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学毕业以后，绝大部分读书人不再亲近文学了。所有这些，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依旧有其独立价值，但重要性明显下降；若以大学为例，那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

所谓“文学教育”，既指大学里的文学类课程，也包含中小学的语文课堂；二者教学宗旨及讲授方式不尽相同，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于此前刊行的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版，），本书虽仍以大学为主，但兼及中小学，更重要的是，将历史溯源、文化批评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宗旨是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结构上则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至于十专题的设置，蕴涵着我对“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的整体想象以及自我限定。

以“人文视野”开篇，到“读书方法”收尾，如此编排，是希望将“文学教育”从技术层面拯救出来，放置在更为开阔的视野。说到底，人文学的精髓在阅读，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读古人，也读今人；读中国，也读外国——这点大学与中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何开门见山，强调“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那是因为“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身处其中，不能只是自怨自艾，要学会“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至于谈论读书，为了与《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相趋避，这里更强调“自家体会”的重要性。去年年底编辑此书时，竟鬼使神差地选入年非典期间所撰《生于忧患》一文。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惶惑乃至惊恐，有感于此，在师生的